今天，我们通过一些罕见的照片揭示前总理李鹏的身世之谜，因为坊间早有传闻，说他是周恩来的养子，今天我通过一些罕见的照片一起为大家揭秘，不过大家不要着急，文章最后有答案。
1928年10月20日，李鹏出生。父亲李硕勋在青年时代便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，是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，并曾参与领导南昌起义，1931年在海口遭国民党逮捕并处决。李鹏的母亲赵君陶是中共早期领导人赵世炎的妹妹。图为李硕勋与赵君陶1926年结婚时的留影。
1939年，李鹏在成都附近的温江县上小学。在成都，李鹏第一次见到了邓颖超，之后邓颖超把李鹏带到重庆并住进周公馆。在重庆，李鹏与母亲赵君陶重逢。皖南事变发生后，国共两党关系恶化。出于安全考虑，中共将一批在重庆和南方局工作的人员转移至延安。赵君陶让12岁的李鹏跟随这支队伍到延安去学习。图为邓颖超与李鹏在延安杨家岭窑洞前的合影。
1948年，中共派遣一批青年，到苏联学习经济建设的专业知识，李富春、蔡畅夫妇推荐李鹏入选。在莫斯科动力学院，李鹏进入了水电专业，这一选择决定了他之后的人生道路。图为李鹏（后排）与莫斯科动力学院宿舍同学合影。
1955年，回国后的李鹏选择到东北电管局所属的丰满发电厂工作。也正是在东北工作期间，李鹏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朱琳。两人于1958年结婚。
结婚后，李鹏与朱琳的三个子女李小鹏、李小琳和李小勇相继出生。李鹏的长子李小鹏担任过亚洲规模最大的独立发电企业——中国华能集团公司的总经理，2008年弃商从政；次子李小勇曾是武警，有上校军衔；女儿李小琳曾任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。图中后排由左至右分别为李小勇、李小鹏、李小琳。
1966年，时任水电部副部长的刘澜波向周恩来推荐李鹏，将他调至北京。李鹏自此由技术管理岗位走上党政领导的岗位。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，时任北京电业管理局局长的李鹏随即成立唐山电力抢修队，当晚乘车前往唐山排险抢修。
1981年，53岁的李鹏起任电力工业部部长，组织全国电力工业规划工作，这在当时的政坛上引起一阵不小的轰动。李鹏刚获提名时，电力部一些人联名给中央写信，反对李鹏当部长，理由是李鹏太年轻，做部长难以服众。但在刘澜波的力争下，李鹏最终被提拔为部长。图为1981年，万里（左）、李鹏（右）在五届四次人大会上。
1987年10月，李鹏（右一）在十三大吉林省代表团小组会上，右二为省委副书记王忠禹、右三为省顾委主任王大任。八十年代初，中国各地缺电严重。为解决电力不足的问题，中国开始探索核能发电，李鹏先后参加了秦山、大亚湾和田湾三个核电站的考察、决策和建设过程。同年11月，李鹏当选为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、政治局常委。
1987年11月2日，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，全会选举李鹏、乔石、胡启立、姚依林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。紧接着，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在京举行，决定由李鹏任国务院代总理，行使总理职权，领导国务院的工作。
1988年3月25日,李鹏以代总理身份第一次作政府工作报告。李鹏一反惯例，站着作政府工作报告，首开了总理站着作报告的先例。3万多字的报告, 他站着讲了2小时零33分钟，中间没有任何休息。
1988年4月，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，这是李鹏、副总理姚依林、田纪云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出席第三届全国工艺美术艺人、专业技术人员会议的代表。
1988年，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，不久又担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。水电专业出身的李鹏，刚开始对外交事务实际上并不熟悉。对此，邓小平曾对李鹏说，“我就担心你不敢大胆工作，要努力学习，在工作中锻炼自己，使自己成熟起来。”他坚决贯彻了。图为1990年，李鹏在苏联解体的前一年访问苏联。
李鹏曾回忆，上世纪90年代初是中国外交工作最困难的时期之一。经过十多年的努力，中国才逐步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“制裁”。图为1990年4月，李鹏访问莫斯科。
1990年5月27日，李鹏访苏回国，在机场抱起前来迎接的外孙女。
1991年12月，李鹏出访意大利。在与意大利总理罗马诺会面时，李鹏为其调整领带。
1995年9月，李鹏夫妇和老布什夫妇在中南海国宾馆合影。
1994年12月14日，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三峡坝区庄严向全世界宣布：伟大的三峡工程正式开工。三峡水电站从前期调查、论证，再到最后的决策、建设，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时间。李鹏参与和组织了三峡工程的论证、决策和建设过程。从1982年第一次考察三峡至2002年参加三峡工程的二次截流，他到三峡工地及库区进行了共15次考察。
三峡库区开工后，该地区有近百万人需要移民外迁。出于安置移民的需要，国务院决定将重庆从四川省划分出，成立直辖市。1997年6月18日，李鹏和时任重庆市委书记张德邻（右）、市长蒲海清（左）携手共庆重庆直辖市正式挂牌。
1996年2月19日，李鹏在延安枣园庆祝新年。
1996年3月，第一届亚欧会议在泰国曼谷召开。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、德国总理赫尔穆特·科尔、中国总理李鹏和奥地利总理弗朗茨·弗朗尼茨基在会议上合影。李鹏全面阐述中国关于亚欧新型伙伴关系的主张，指出亚欧新型伙伴关系应具备五个基本特征，即：相互尊重，平等相待；求同存异，彼此借鉴；增进了解，建立信任；互利互惠，优势互补；面向未来，共同发展。
1996年4月， 李鹏在空客总部法国图卢兹参观。中国航空器材进出口总公司在巴黎与空中客车签署价值15亿美元合同，订购30架A320飞机。
1997年，香港回归，在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的监督下，第一任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宣誓就职。李鹏在当天的日记里记录了当时喜悦与兴奋的心情：“彭定康，这位末代香港总督沮丧地坐在一侧……打了一根淡红色、内配蓝色方格的领带。我原来也准备打同样的一根领带，临出发时被大琳换了一条更为精神一点的。不然我跟彭定康系同一花色领带，又将可能成为‘花边新闻’。”
1998年，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全体会议，选举李鹏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。九届全国人大期间，李鹏先后就高等教育法、土地管理法等二三十部法律的制定和修改，带队到各地进行立法调研。图为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，新当选的李鹏委员长向八届人大委员长乔石表示感谢。
1998年5月，李鹏向澳门特区筹委会委员许和震颁发任命书。次年12月，澳门正式回归。
1999年，李鹏在北京会见俄罗斯总统叶利钦，两人挽手并行。
2002年，李鹏参观日本宫崎县的酒泉社主题公园，并在园内玻璃艺术品制造车间尝试吹玻璃工艺。
2003年3月18日，新当选的中国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在十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式上，向九届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握手致谢。李鹏正式卸任。
作为曾经的国务院总理与人大常委会委员长，退休后的李鹏仍会参加一些重要的纪念活动。图为2004年9月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五十周年，李鹏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大会。
退休后，李鹏仍多次前往考察三峡工程的施工建设情况。2003年10月，李鹏到三峡库区鄂西山区巴东县视察。当李鹏一行来到巴东山城的巫峡广场时，看到一群孩子在那里玩耍，他把一个孩子抱进了怀里。
李鹏喜欢摄影，他2002在日本访问期间，观看了宫崎县少儿合唱团的表演。表演结束后，他拿出数码相机给孩子们拍照。
1990年，李鹏总理夫妇出访埃及时在金字塔前留影。
与中共党内的许多老同志一样，李鹏会在夏季与家人一同到北戴河度假休养。退休后，身体好的时候，李鹏还常常在家里看书，锻炼身体，尤其喜欢游泳。
李鹏也打网球。
工科出身的李鹏擅于学习和使用电子设备。他对电脑操作自如，曾跟电力社的编辑们开玩笑：“我也会PS”。图为1997年11月，李鹏访问日本东京本田汽车总部，与人形机器人P3握手。
卸任以来，李鹏出了11本书，被称为“最勤奋的回忆录作者”。在回忆录中，李鹏对外界的一些猜疑做出回应。作为中共革命烈士的后代，李鹏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关系密切，外界一度盛传李鹏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养子。对此，李鹏特意在其回忆录中回应：“周总理、邓妈妈与我的关系，就是老同志与烈士后代的关系。有人传说我是周总理的养子，这是不正确的。”图为2000年，李鹏访问爱沙尼亚共和国时与当地女孩跳舞。
在回忆录中，他第一次披露了自己的童年成长经历，以及与夫人朱琳的婚姻。两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婚姻中，互称“大琳”和“大鹏”，相敬相爱，伉俪情深。他们的感情一直为身边的工作人员所钦羡。这是李鹏夫妇庆祝结婚36周年纪念日。
李鹏全家福。
在女儿李小琳的眼中，父亲“意志坚定，生活有目标，做事认真，总是朝目标不断努力”。7月23日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讣告：“李鹏的一生，是革命的一生、战斗的一生、光辉的一生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。”
2014年，由李鹏亲自撰写的自传体书籍《李鹏回忆录（1928—1983）》出版，全书48万余字，不但详细记述了李鹏在55年中的工作、学习经历，还披露了大量家庭生活细节。
以下关于其身世的节选：
说起家人，对李鹏影响最大的，无疑是自己的父母。在他的记忆中，父母虽然出生于富裕家庭，但后来都成为坚定的革命者，父亲甚至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
我的祖父叫李天祺，祖母叫何圣熙，我都没有见过。我们家在当地是一户比较富裕的家庭，我的祖父是做生意的。据说我的先辈是从湖北省麻城县城移民过来的（指四川省宜宾庆符县，今属高县）。
我的父亲李硕勋出生于1903年2月23日。他在家中排行属三，上面有大哥和二哥，大哥经商，二哥在当地教书，下面还有一个妹妹。
在宜宾、成都读书期间，李硕勋参加学生运动，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，从事革命活动。1922年底，因遭到军阀通缉，他辗转来到北京读书，后进入上海大学学习。1925年，李硕勋在杭州结识了准备报考上海大学的赵世萱。1926年8月，二人结为终身伴侣。
我母亲于1903年1月17日出生在四川省酉阳县龙潭镇，她原名赵世萱，后改名为赵君陶。我的外祖父叫赵从善，外祖母叫陆碧莲。外祖父精于管理，生意越做越大，赚了不少钱。他们膝下共有九个孩子，五男四女，我的母亲排行第九。
1926年，李硕勋和妻子受中央派遣到武汉工作。1927年南昌起义后，他赴上海向党中央请示工作，后被留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。也正是在这期间，他和赵君陶的长子李鹏出生了。
1928年10月20日，我出生在上海法租界明德里15号。在我出生的时候，我的父亲正在浙江省从事党的白区工作，未能陪伴在母亲身边照顾她。过了半年，到1929年3月，我父亲才奉中央的调动，回到了上海。这时候我已经快半周岁了，父亲见到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，心中十分高兴。他就问母亲：“给他取名字了吗？”母亲说：“还没有呢，等你来取呢。”他好像胸有成竹，说：“他在我们李家属于‘远’字辈的，就叫李远芃（音同鹏）吧。”我母亲不假思索念出了白居易的一首诗《贺雨》，其中有两句是“万心春熙熙，百谷青芃芃”。我父亲说：“‘芃’代表草木茂盛的意思，这说明我们家又多了一个革命的后代，我希望他能够像茂盛的草木一样，永远扎根在中国人民的土地上。”
1929年春，李硕勋回到上海，参加了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工作，后被任命为红七军政委，接替原政委邓小平。
就在他抵达香港准备转往红七军时，突然接到中央电报。原来，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蔡和森不幸被捕，英勇牺牲。
在这种危急情况下，中央任命我父亲为广东省委军委书记。军委办事机构那时设在香港九龙。不久，经过组织上的批准，我的母亲带着我一起来到了香港，见到了我的父亲，一家人团聚了，十分高兴。
短暂的团聚后，根据工作需要和省委的指示，父亲只身一人赴海南岛主持召开军事会议。不幸的是，他一上岸就被国民党密探逮捕了。究其原因有两个：一是有叛徒出卖；还有一个原因，他是四川人，不懂当地方言，在海南又没有任何关系掩护，很容易暴露。
我的父亲被捕后，在狱中受尽敌人的严刑拷打。据后来一位被营救出狱的同志回忆，敌人对我父亲进行了各种残酷折磨，以至两条腿都被打断了。身份已经暴露，为了保护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，他始终咬紧牙关，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，没有作出任何出卖党、出卖同志的事情。
在狱中，李硕勋感到凶多吉少，写下遗书，托狱中同情共产党的人将信带到香港。直到1931年9月他去世后，这封遗书才被辗转交到赵君陶手中：
“陶：余在琼已直认不讳，日内恐即将判决，余亦即将与你们长别。在前方，在后方，日死若干人，余亦其中之一耳。死后勿为我过悲，惟望善育吾儿。你宜设法送之返家中，你亦努力谋自立为要。死后尸总会收的，绝不许来，千嘱万嘱。勋九·十四”
当时，赵君陶已有4个多月的身孕，只能先带着李远芃回到上海。在上海，她生下一个女儿，取名李远芹（后改名李琼）。1932年秋，赵君陶带着一对儿女从上海回到重庆，一度在宜宾老家短暂停留，后前往成都。
在成都，我们住在二舅家。二舅家位于西御西街113号。以后，这里成了四川地下党川康特委的重要秘密活动点和联络点。
母亲的自尊心很强，她对我二舅、二舅母讲：我不能天天待在家里，也要出去找份工作，赚点钱，来供养儿女上学，补贴日常开销。就这样，我母亲从1933年下半年开始，一直以教书为生。
我于1935年的秋季开始上小学。我的母校是四川省立实验小学，其间也经历了一些变动。
1939年，赵君陶被调到重庆从事保育院的工作。
当时在重庆成立了一个战时儿童保育会，由宋美龄担任会长，还有一些妇女界的名流担任委员，邓颖超就是其中之一。同时成立了若干个战时保育院，我母亲被邓颖超推荐到战时保育会直属第三院当院长，直接受邓颖超的领导。她在那里工作了6年零8个月，直到抗战胜利，收留了800多个儿童和少年，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挽救过来，使他们受到了很好的教育。
我母亲还接受党的任务，承担了秘密工作，在保育三院发展了党的组织，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。
与母亲分别后，李远芃先是随邓颖超赶赴成都，后被送到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学习。1940年秋开学不久，他接到通知：准备去延安。
1941年2月，一支百余人的队伍几经波折，终于抵达延安。途中，中共南方局青委书记蒋南翔帮李远芃改名为李鹏。这个名字，他一直沿用至今。
离开延安后，李鹏曾进入张家口工业专门学校学习，1946年7月毕业后，他希望赶快到工作岗位上去锻炼，并选择了电业。1948年9月，李鹏赴苏联留学。他听从任弼时“应该学习经济管理和自然科学”的意见，选择了莫斯科动力学院的水电专业继续深造。
我到苏联后，听说我母亲已不再担任东北保育委员会主任，她也不愿意在妇联工作，而愿意从事她热爱的教育事业。经蔡妈妈（即蔡畅，编者注）批准，她到哈尔滨第四中学担任校长。
建国后，赵君陶继续从事教育工作。在中南教育部工作时，她创办了工农速成中学，后在天津创办南开大学工农速成中学。到北京后又参加了北京化工学院的创办工作，1985年冬在北京逝世。
几位长辈都是革命干将
除了父母，李鹏的其他几位长辈也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留下过深刻印记。
我的二舅赵世珏，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，后进入川军刘文辉的部队，是一位中级军官。二舅夫妇膝下只有一个儿子，也就是我的表哥赵令瑗（后改名赵石英）。他抗战时期在延安学习，解放战争时期在晋察冀地区工作，全国解放后到天津工作，以后调到北京，在国家科委工作，是个局级干部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他受到冲击，吃了很多苦头。平反后，组织上安排他去组建专利局并担任负责人，按副部级待遇。可以说，他是我国专利事业的开创者。
我的三舅赵世炯，信仰读书救国，从北京的一所交通通信学校毕业后，进入邮政电信机构工作。他对我们全家，特别是我的五舅赵世炎、我的母亲和我的三姨赵世兰，尤为关照，在整个革命斗争中也为他们提供了许多帮助和援助。解放后，邓颖超专门给赵世炯写了一封信，称他为“三哥”，要他从杭州到北京邮电部工作。
我的五舅赵世炎，早在1920年就赴法国勤工俭学，与周恩来等建立了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和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（共青团组织的前身），是我们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。在大革命时期，他参与领导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，并取得胜利。1927年7月19日，赵世炎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杀害了，当时他担任中共中央委员、江苏省委代理书记。
李鹏的三姨赵世兰，是党内几位比较有名望的老大姐之一。因为年龄较长，一些老同志如邓颖超、蔡畅、刘亚雄等都称她为“大姐”。
她1919年随全家从酉阳迁往北京，后来上了北京女师大，1925年参加反对校长赵荫榆的斗争。
三姨是中共五大和八大的代表、全国妇联常委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她在燃料工业部担任人事司司长。后来，燃料工业部一分为三，成立了煤炭工业部、电力工业部和石油工业部。三姨担任煤炭部机关党委书记。
三姨为人正直，刚正不阿，她在煤炭部干部中，包括在知识分子中，享有较高的威信。可她也成为造反派斗争的对象。
1969年1月8日，赵世兰含冤去世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。
李鹏的五舅赵世炎和三姨赵世兰。并非“周伯伯养子”
特殊的家庭环境，让李鹏自小就与毛泽东、周恩来、邓颖超、陈云等革命先辈有过不少接触。
李鹏第一次与周恩来见面，是在1940年秋。当时，正在育才学校学习的他接到准备去延安的通知，便和母亲赶往重庆，来到位于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。和别的烈士子女一样，他亲切地称呼周恩来夫妇“周伯伯”和“邓妈妈”。
周伯伯看到我非常高兴，对邓妈妈说：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，越长越像硕勋了。邓妈妈说：我看更像君陶。大家哈哈大笑。
有一天，周伯伯问我：你在育才学校学习什么功课？我说在社会科学组。他听了以后，从桌子上随便拿了一张《新华日报》，叫我把社论念一遍。我很流利地念了一遍。他说：你能不能把这篇社论的要点给我讲一讲？我当即根据自己的归纳讲了几点意见，都是比较中肯的。他听后对我大为称赞。于是这件事情在曾家岩传开了，说育才学校有一个小孩，小小年纪就能背马列主义。这当然是误传。
到延安后，李鹏和周恩来、邓颖超有了更多的接触。有两件事，周恩来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第一件事，有一次我到周恩来家。我看到有一本西班牙名著《唐吉诃德》，就拿起来看了一下，然后又把它放在书架上了。不料第二次见到周恩来时，他问我：那本书你是不是拿走了？我说：没有，我没有拿。他看我委屈的样子，也就不再说什么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又一次去周恩来家。他告诉我：那本书找到了，委屈你了。停了停，他又说：但是我还是要批评你，你没有把书放回原来的位置，以致我一时找不到。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，周恩来做事是那样的严谨，那样的有秩序，他这种一丝不苟的作风影响了我的一生。
第二件事，我以后再去周恩来那里，总是看见他在接待来访的客人，好像是外调人员。那个时候延安的审干运动还没有结束，周恩来对党内的情况非常熟悉，许多同志都和他共过事或者有过接触。这些同志是被怀疑的对象，正在接受审查。我看见他每次接待来访的同志，总是那样热情，先请他们坐下来，认真听取他们提出来的问题，并用他那受过伤不能伸直的右臂认真地做记录，然后尽他所知，向来访者或来外调的人说明情况。他这种认真负责、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工作作风，对解放许多被怀疑的对象和平反许多冤假错案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也许是因为交往密切，外界一度盛传，说李鹏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养子。对此，李鹏在回忆录中作出了回应。
周总理、邓妈妈与我的关系，就是老同志与烈士后代的关系。有人传说我是周总理的养子，这是不正确的，因为周总理、邓妈妈关心的烈士子弟，不止我一个，他们同样关心爱护其他战友的子女。
从左至右依次是李鹏大儿子李小鹏、女儿李小琳、小儿子李小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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